2019年：
77个航班，103,037英里；
278小时20分钟，11.6天；
八个国家，23个城市。
30本书。
五年以来第五次搬家。
继续创业。

1.Flag是立不住的，但是还是要好好读书、好好做人

我是一个挺宅、不喜欢折腾的人。可是自2015年起，我（非常不幸地）每年搬一次家。用过空运，用过海运，用过铁路运输，还自己开过厢式货车把一车家当从纽约拉到华府。

于是我在2018年底立了两个flag：2019年少坐飞机、不搬家。结果两个flag都没立住——不仅2019年比2018年多飞了五个航班，还把家从香港搬回了北京。

搬家是一个劳心劳力的活儿，尤其是跨境搬家，涉及各种各样的手续和安排。我历次搬家的重中之重就是书：今年面对的是整整三大书架的书，记录了我从2009年至今的求学历程。这些书跟着我过去十年的行动轨迹，从明州到加州，从加州到纽约，从纽约到华府，从华府到香港，又在今年从香港到北京。由于专业关系，这些书大部分是中国历史、亚洲其他国家历史（包括本科历史导师赠送的近40公斤日本思想史和近现代日本政治文献）、比较政治学。很多书尚无中译本，或者译本正在出版发行的过程之中，所以这个过程又格外的有象征意义。

收拾书是一个特别适合回忆过去的活动；边收拾边翻，然后会意识到自己在某年某月第一次或者第N次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有这样或那样的思考，会惊讶于自己现在和当时思考的差别之大，或完全没有改变。

比如这本Joseph Levenson的《儒教中国与现代命运》1972年再版。从辈分来讲，费正清是列文森的老师，列文森是魏裴德（Frederic Wakeman）的老师，魏裴德是叶文心的老师，叶文心是我（本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期间）的老师，所以我也可以舔着脸管列文森和费正清叫一声祖师爷。

初读这本书是2013年，当时正在修叶文心老师的“二十世纪中国史”这门课，也正是自己内心中对于中国儒家传统以及现代性的矛盾最激烈的时候，而列文森的这本书给出了他对于儒教与现代性的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自发性地出现资本主义，古代中国与古代西方的差别在哪里。对中国传统的分析，列文森继承了韦伯的观点，认为中国自身的儒教传统不能孕育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价值”；可列文森对中国的理解又超出了韦伯的社会学范式，是更偏美学的，更偏文化传统的——从西方文明在十九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改造，到君主制和儒家官僚制度从古代的张力到近代的合力如何亲手造就了君主制的衰亡，再到儒家文明如何自洽于现代社会。现在读到自己当时做的一些批注还有很强烈的感觉。

这本书2000年已有第一版中译本，但是翻译质量极其堪忧，很多错译、漏译。最新的中译本近期将由“理想国”再译出版，译者是社科院的刘文楠老师，对于理想国出品的这个译本非常期待。

另，“二十世纪中国史”这门课可以说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历史方向的集大成者，不同的教授教有完全不同的视角。叶老师是一个视角，而之前在伯克利后来没有拿到tenure的Alexander Cook以毛为视角则是另一番天地——Cook在伯克利没有拿到tenure是我个人觉得很惋惜的事情。研究中古中国史的谭凯（Nicholas Tackett）也是伯克利中国历史方向很重要的一个学者，他的课颠覆了我对于“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的思考，从青铜器时期到近现代，从疆域这个地理概念到儒教这个意识形态概念去定义中国。他的一本著作《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也非常值得推荐。

2019年在读书这个问题上退步了很多。2018年全年共读完了39本书，2019年全年只读完了30本书，还包括《美国陷阱》这种毫无价值的书。在这里一定要重点批判一下《美国陷阱》：中国不同于法国，华为也不同于阿尔斯通，阿尔斯通在美国的所作所为导致皮耶鲁齐锒铛入狱，和华为导致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在贸易战的这样一个关键节点出版这种书，还让皮耶鲁齐全国巡讲，割读者的韭菜，简直毫无廉耻。2020年，希望自己至少可以读完40本书。

除此之外，今年读了觉得值得推荐的书还包括以下六本：

• 葛兆光，《历史中国的内与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
• Yip Lo Kam. Shanghai Lalas: Female Tongzhi Communities and Politics in Urban China. HKU Press, 2014
• 陆恭蕙，《地下阵线：中共在香港的历史》，HKU Press，2011
• Michael G. Chang. A Court on Horseback: Imperial Tour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 1680-178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英]亚当·扎莫伊斯基，《波兰史》，中国友谊出版社，2019
• David M, Bachman. Chen Yu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搬家还是一个很好的断舍离的过程，也特别容易暴露人性中的弱点。

收拾书的时候就意识到，我90%的书是专业书籍，哪怕不是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也买了大量的书用于消遣阅读，但是整体的阅读广度非常有限。2020年的另一大阅读目标就是读更多的小说、散文和非政治历史类书籍，这方面希望朋友们多推荐。

另一方面，自己是一个不太灵活的人，在收拾东西、搬家这两个问题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认定了一件事情和做事路径后非常容易固执拘泥于这个事情和路径，因循守旧，不懂得变通，给自己和周围最亲近的人都带来了很多精神上的压力和负担，希望2020年的自己更懂得变通。

2. 告别旧的十年，迎接新的十年

2019年行近尾声，意味着21世纪第二个十年即将结束、第三个十年即将开启。过去的十年对我而言充满了奔波和忙碌，从高中初入美国到经历整个大学生涯，从研究生明确方向到第一份工作，从第二份工作到辞职创业，以及这一切伴随着的不停的搬家：北京、明州、湾区、纽约、华府、香港、上海、北京。最后的最后，在这个十年结束的时候，回到了旅程的起点。

自我反省过去十年，觉得自己性格变化不大，这点是好也是不好。好的是，在无数周围事件的影响下，自己还能保持相对的定力，努力做自己。坏的是，这也意味着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在过去的十年被进一步固化了。希望未来的十年里自己能够把好的做的更好，把不好的做的尽可能好一点。

过去的十年几乎就是无数个deadline拼接而成的。申请高中的deadline、面试的deadline、申请大学的deadline、提交推荐信的deadline、作业的deadline、论文的deadline、申请研究生的deadline、申请工作的deadline……几乎完全没有停歇。最多的时候一学期七门课，除了一门比较轻松的音乐，基本上一周是上千页的阅读量。

在这个十年的末尾，我告别了由别人来执行的规律的学习和生活，进入了创业这样一个不确定性比较强的状态。希望在下一个十年，自己仍然能保持规律的生活，不荒废时间。

3. 今年的一些思考

今年的一个最大感受是，互联网时代的本质是垄断和封闭，而不是开放或透明。

互联网时代，国家并未变得更加开放和透明；恰恰相反，更激进的“新国家垄断”占据主流，国家变得更加封闭，且封闭变得更加容易。

互联网时代“新国家垄断”的根本原因很简单：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普及，给现代国家治理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里，国家制度建设普遍落后于互联网行业技术和范式的发展。在这一大背景下，政府需要通过“新国家垄断”的形式保障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不给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带来系统性风险。

而造成互联网时代“新国家垄断”的直接诱因则是未来产业发展对网络和数据的依赖，促使政府在互联网领域实现国家垄断：一方面，数据规模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互联网发展的上限，因而数据主权和数据本地化成为了政府管制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网络和社交媒体可以实现对意识形态的有效控制和引导。互联网也为形成“新国家垄断”提供了便利条件：互联网成为了信息和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和传播媒介；相比于传统产业，互联网的技术特征使之更利于被国家机器掌控，进而形成“新国家垄断”。

另一个思考是，今天的新民粹主义的本质，是阶级矛盾的全球化。

在全球化浪潮和新技术的支持下，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社会阶层、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化成了不同国家相同或相似阶级之间的共识。身份认同的地理和政治边界变得模糊，并逐渐被阶级和阶层边界取代。

新技术的出现，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出现，客观上给予了工业革命以来失去话语权的“沉默的大多数”一个全新的、前所未有的平台，“沉默的大多数”正在以技术的力量夺回此前掌握在精英手中的话语权。新的技术一定程度上、客观上放大的传统的民粹主义。

伴随每一次技术革命的，是1）生产关系被重新定义、2）政治权力被重新分配、3）社会秩序被重构。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意味着旧的“权力均衡”和政治版图被破坏，国际层面、地区层面、国家层面都是如此。技术革命意味着权力的再分配。第一次工业革命如此，第二次工业革命如此，今天的5G革命也是如此。在旧时代向新革命、新时代转向的过程中政治风险是最大的。因为这个转向意味着权力的重新洗牌和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未来十年可能是这个转向愈发激烈的十年，国际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政治风险肯定还会逐渐上升，甚至占据主导地位。

关于贸易战，复制粘贴一下此前的一段话：

贸易战进行到第二年的尾声，最大的问题不是到底能不能形成一个令双方满意的、可以执行的协议。真正的问题是，由于双方两年来的针锋相对、相互消磨以及国内外局势的相互作用，双方已经事实上进入了“信任赤字（trust deficit）”的状态。

任何在以往关系正常阶段不会引起连锁反应的行为，都有可能产生蝴蝶效应。肥尾理论（fat tail theory）开始主导国际关系，任何一个微小的事件都有可能带来巨大的政治风险。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一个最最普通的个体，都有可能是冲突继续加剧的导火索，也当然会是冲突继续加剧的受害者。

还是那句话，我们在过去四十年里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可能都不再适用了。Brace for impact.

4. 2019年的一些其他

2019年，得到了一些之前想得到却未能得到的，有一些很纠结的事情在下半年的时候迎来了峰回路转。虽然又经历了一次之前想避免的搬家，但是搬家的目的是明确的、前途是美好的。

2019年，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尤其是在北京和其他地方，她们和他们从事着很多有趣的工作与事业，与我所做的完全不同，但又有许多有趣的契合点。

2019年，一些不幸和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了我们的身边。整个社会层面的冲突愈发加剧。米兔与Jingyao、包丽……事件太多，news cycle越来越短暂，但是希望这些不幸与苦难不会被忘记，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最终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2019年，谢谢你，也谢谢你。感谢这一年发生的所有事情。

2020年，请多关照。

封楚诚
2019年12月26日于北京